這些天日本有一則報導，說有一位新西蘭籍27歲青年在神奈川縣一家醫院住院期間突發心臟病，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但這件事情受日本國內外媒體的重視還是另有原因。當時他在精神病醫院，雙腳、雙肩以及腰部都被綁在病床上，這樣的狀態還持續了十天，而在後來這位青年被送去進行搶救的醫院有醫生曾跟他的家屬說，長時間的拘束對被綁部位的壓迫或有可能誘發深部靜脈栓塞並導致心臟病發作。
目前仍沒有結果證明精神病醫院對他進行的拘束和死因之間有任何直接因果關係，但家屬受到英國媒體 The Guardian 的採訪時說：醫院的做法是「野蠻」而「中世紀」的，這樣的情況在新西蘭不會發生。這次他們還召開了記者招待會，結果那些言論在部分媒體的報導中開始單獨行動，批評那家醫院的聲音從此就不斷。
同為在年輕時就出國的一個人，我對這位有志青年的離開感到非常遺憾，也理解事情對他家屬而言更是難以接受的。但在同時不免心存疑問：
「當初他為甚麼要出國？他的家屬為甚麼還送他出國？」
事實上他早在赴日從事英文教育工作之前便患有精神病，在日本期間也有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來控制病情。直到今年四月份因藥物引起了副作用而停藥一段時間，結果到月底時他就陷於躁狂狀態，才被診斷有強制住院的需要。
我當然不是要否定他有出國發展的權利。只是想知道當時他有沒有身為弱者的「自覺」？他家屬有沒有送這位弱者出去時該有的「覺悟」？
何謂弱者顧名思義，不需要多作解釋。理所當然，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特別的。
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社會可以保護的個人權益大有不同，以為被保護是自己應當享有的待遇的，到了外國後可能會發現人家的保護方式又不一樣。像這位不幸去世的年輕人，他有生存權，也有接受醫療服務的權利，然而他在日本受到的醫療服務卻是讓他家屬認為「野蠻」且「中世紀」的。非常不幸的是，這才是目前日本的精神醫療界中存在的局限性。
日本的醫療體系的確存在諸多問題，尤其人手的不足是近年來醫療現場普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而在精神病醫院裡，這是在治療過程需要使用拘束手段的患者逐漸增加的原因之一。除了體系本身的問題之外，越來越趨於國際化的社會中仍然缺乏有能力可與外國人進行交流的醫務人員，也是日本政府和各家醫療機構應該加強力度要解決的。但客觀而言，這些工作總是需要漫長的一段過程才能完成。
現在的討論均以事情的結局為絕對重點而展開著。從社會倫理的角度出發的話的確應該這樣，畢竟沒有甚麼比生命更重要。是因為這樣的結局，才更強有力地起到了將日本醫療的問題公諸於世的作用。但死者和他家屬的權益卻又如何？最終有沒有受到很好地保護？
日本是有需要繼續進行如何優化醫療體系及其現場運作的討論，但身為弱者及其家屬，在起初是否也應該為保護自身利益而考慮再三？無論要到哪一個國家，是否應該對當地的精神醫療多做瞭解才決定？要指望個人權益受到社會的保護，還不如自己保護自己的實際。以為治安很好，以為醫療水準高，以為甚麼甚麼，打贏了官司，這些曾經的「以為」帶來的失去還是要不回來。
在國外生活，不一定是身患疾病，還有更多或簡單或複雜的因素會讓人成為弱者，而且那些因素不一定是本人內在的，畢竟愛貼標籤的人哪裡都有。像我在過去二十年中因為外國人或日本人的身份而經歷過的一些事，相信如果自己沒有出國就不會經歷。那我們是否不該出國？不是。但是要認清身為弱者的自己，還要妥協和放棄，更應該學習和選擇，即使你的決定要求一些付出和犧牲，也不應該拿出寶貴的生命。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