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音經常會是一個被人笑話的原因，不瞞你說以前我也笑話過別人，雖然當時也不覺得自己沒帶甚麼惡意，只是隨便開了個玩笑而已。出生和長大於埼玉的我說起日文來一點口音都沒有，一直也不知道無論會方言還是不會方言都能引起自卑，都是出來留學以後才發現在那些口音和方言背後原來也可以隱藏著很多故事。
九五年我到中國留學的時候，除非有些特殊原因，我們外國學生都必須住在留學生樓。那是日本留學生來得最多的年代，在留學生樓裡經常會聽到日文，但我發現其中有不少是以前只在電視節目中有機會聽到的，例如大阪話、京都話、廣島話等。那時候我還剛出來，除了我們所謂的標準語沒有其他可以說得好的，所以看著好多同胞一會說標準語，一會又操方言的時候，我心中總是無比慚愧，而且在他們說的方言中可以聽出更豐富的感情色彩，自己不屬於那裡，聽得卻很親切，還真有點羨慕。
說到我來中國之前，還在高中學習中文的時候，給我們授課的有位日籍老師之外還有另一位老師來自於南京，他教了我們兩年。第三年就換上了北京來的一位，我們才知道這個南北之差一點都不小，從翹舌音到語調和節奏通通都讓她給糾正得非常痛苦。早在讀高二那年已經做了畢業後去中國深造的決定，通過那一年的經歷，最終也選擇先去北方打好語言基礎，九五年四月我就登上了前往大連的班機。
雖然到了那裡沒多久我就發現大連人的口音原來也很重，不過班裡的老師畢業於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以培養對外漢語教學師資而聞名，也是在中國大陸外國留學生最多的學校之一），說一口非常標準的普通話，在她的教導下我的中文水平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學了兩週的初級九班（初級中的最初級）之後跳了九個班升到中級班去上課了。
實際上我在大連只上了一個學期，大概是三個月的時間，後來為了能夠與當地人的交往中找到更多練習的機會而決定轉去哈爾濱。與大連的相比在哈爾濱當地人的普通話說得標準許多，給我們這些外國學生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在其中鞏固基礎。那麼究竟甚麼是普通話？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此時也對普通話的定義進行了補充：
語言是人們用來互相交際的工具，最重要的是雙方以此得到溝通，可是要想在更多場面中或在更高層次下使用的時候，是否能夠更規範地運用它顯然是值得我們多加重視的。當我第一次離開北方，去廣州讀大學的時候，因為還不習慣聽他們帶有粵語口音的普通話，我經常要他們把話重覆一遍，甚至有時候分不清對方說的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當時還以為這是因為自己學得不夠好，到後來帶著兩位廣東出身的同學到西安我朋友家去玩的時候，朋友父母竟然也會聽不太懂我同學說的話，我還要在他們之間當翻譯。
把話岔遠了。總之當年在北方學語言打基礎，給我在接下來的學習、工作和日常生活帶來了許多正面的影響，同時對其他那幾種地方口音略懂一二也讓我多了些機會和他們建立更好的關係，至少在中國。
然而對這些口音，讓我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變得敏感的地方就是香港。在這裡，其實我很少說普通話，不是因為我會說非常流利的粵語，也不是因為所有的香港人都會說英文。當年我去了廣州以後依然堅持說北方學回來的普通話也不學他們的南方腔，尤其在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要跟別人爭論的時候北方腔比較管用，那樣的腔調代表著北方人（特別是東北人）彪悍的形象，如果正確使用就會具有超強的攻擊性，可以讓自己說不過對方而吃虧的事情減到最少（再次強調一定要正確使用，不然就毀了自己的形象）。但在香港，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講，無論我說話多麼禮貌，只要腔調太北方，遭白眼的事情時常會發生，以前是，現在更是這樣，這確實給我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陰影。
那我在這裡甚麼情況下還會使用普通話？那是無法用粵語表達或溝通的時候，但我放棄堅持了許久的北方腔，而盡量說得國語化（也就是台灣化）。沒辦法，在這裡有人對大陸人士的鄙視並不少見，連我們外國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問題是我的國語腔本來扮得也不像，所以不知道腔調的不同是否在與香港人的交際中起到作用，這就要請各位台灣朋友自己經歷一下才知道了。
不管香港本地人怎麼說，對我來說這是一種令人無法接受的歧視，在機場，在銀行，在餐廳，在酒店（飯店），我都經歷過因為說普通話對方態度突變的情況，跟前一位還說說笑笑的，到我一開口就問是否可以說普通話，人家的表情變得冷到有些刺骨。不是膚色，不是種族，不是性別，不是貧富，不是學歷，也不是社會地位，但是語言和口音原來還真的會成為別人判斷自己的重要因素，這是我在香港通過親身經歷學到的。
大陸各大城市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現在人人都知道，也有人說深圳火車站一帶的治安不太好，
可是只要過了那個關，
我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好好地深呼吸，也終於可以用回原本的北方腔很輕鬆地跟任何人說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