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要入籍的事，其實還沒有來到加拿大之前我已經開始在想著。當初是有些太心急？那時候我根本還不知道在加拿大的日子將會是什麼樣子，要考慮入籍與否之前會有多少事情等待著我去面對？
事實上四年半的時間過得很快，而在這段時間裡要面對的似乎從來沒少過。在同時究竟該不該入籍的事考慮起來也變得更加真實了，有時候想把它放一旁，然而要我為這件事多考慮的卻又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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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就在這段不長也不短的時間裡，自己身上確實發生過一些變化。
要做出那樣一個重大抉擇的時候，我曾經認為，對土地的感情將會起到決定性作用。我說句實話，對這個地方仍然說不上有感情，但有另外一句實話或許可以彌補那塊空缺：我真心想成為這個社會中的一員，也想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這裡所謂的貢獻不一定要人人皆知，也不一定要大家認可，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只要為社會而出一份力都應該可以叫做貢獻。我在過去四年半的時間經歷著它從社會責任逐漸變為個人願望的過程，今天我也衷心希望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來越美好。
想要為社會貢獻可以有很多種方式，每個人不同的能力和出發點也會給不同的機會。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但我們與社會的接觸面都不一樣，而當一個人的接觸面相對於別人的較窄的時候，如多數的移民，能做出貢獻的機會也可能會相應地少於別人。
所以最近被告知上次獻的450毫升血因為某些原因用不了，以後也不能再獻血的時候我受到的打擊一點都不小。還以為獻血是我能夠為社會做出的實際行動之一，不知道是三件之一還是十件之一，原本就不大的數字，現在居然又少了一個。那麼，還剩哪些選擇給了我了？
近幾年發生的變化當中還有一個是對政治開始產生的興趣。說對政治產生興趣，我卻沒有想要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意思，而是想更多地觀察這裡的政治為社會帶來的變化。就在過去幾年加拿大的移民法也曾被修改過，保留永久居留權和入籍等條件上都有些變化。除此之外，聯邦政府也在這場肺炎疫情爆發後臨時撥款給民眾提供補助等，其影響清晰可見的各項決定做起來很快也很果斷，這與我個人所熟悉的政治的模樣（主要是我們日本的）截然不同。
我之所以開始關心政治，是因為在這些年目睹的變化和影響讓我發現到了這個必要性，同時也因為在發生那些變化和影響之前自己還有能做貢獻的餘地。就如前面所說，身為一名移民與社會的接觸面相對較小，再加上我個人在各方面的能力不足，能為社會做到實際貢獻的機會並不多。一旦入了籍，即使在「接觸面」和「個人能力」上沒有太大提升，到時候手中也能有一張票投給那個我相信可為社會帶來進步的人和黨。
話說為什麼想貢獻？移民加拿大之前我也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卻沒有想過特別要為當地社會貢獻什麼。為什麼我的想法跟從前的不一樣了？答案不能再簡單。是因為在這裡安頓了下來，因為決定要在這裡生活下去。不管有沒有感情，我都在這裡買了房，還養起了狗。家就在這裡。
這個國家陸續迎接新移民，而這些移民也為這個社會做了新的血肉。新的血肉後面還有更多更新的，原本新的也有一天不再新了，如今新移民這個詞在自己身上用起來都有些尷尬，我心裡面最清楚。而在是否該入籍的問題上，如果有人要我從一名社會成員的角度考慮並給他提供建議，其實那時候我給出的答案不但是給他的，也是給我自己的，應該都是一樣才對。
繼續做為一名永久居民生活在這裡當然也沒有什麼好丟臉，我在這裡所享受的各項福利都是由法律保障的。但想到這些法律和法治社會從何而來，在其中都曾有過幾代人的付出和貢獻的時候，在同時也不能不發現後面還有很多人一樣在等待著現在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做出的付出和貢獻。重新去想一想今天我為什麼有機會在這裡，日子也過得還算不錯，其實從我還沒過來之前一直到現在，都曾有過無數個人的無數個決定才得以實現了這些。
我和別人一樣不能忽視感情也不必放棄權利，我也不會說我們不應該站在個人立場並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判斷。我只是想說，如果同時有兩件（或以上）應該得到我們重視的，我們也不能對其中一件視而不見；如果只能在兩件事之間取捨的話，我們也應該好好重視過、比較過之後再進行取捨。
我想自己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已經在個人身份和社會身份之間達成了共識，取得了一個平衡點。雖然不算完美無瑕，但誰也不會把誰傷得太深。雖然有得也有失，但得失都算有一定價值。這件事上要做決定本來也沒有對與錯，但現在我感覺輕鬆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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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國家承認雙重國籍的話我也不會想這麼多，直接申請入籍就好。
現在由六位居住於瑞士的「原日本人」和因為受日本《國籍法》困擾而不能申請瑞士國籍的兩位日本人與他們的律師組成的原告團將日本法務省告上了法庭。他們認為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國籍法》違反《日本國憲法》並要求修改。
Lawsuit challenges Japan’s ban on dual citizenship – The Japan Times（英文）
這是2018年8月提起的訴訟，現已定於2021年1月第一審判決，但從這種官司的性質來看，無論在第一審誰贏誰輸，最後都要打到最高法院應該是免不了的（任何事情總有個過程，只有原告可以埋怨進展慢，而我作為旁觀者只能多關注）。假如原告最終勝訴，在法律修改前已退出日本國籍的人也將會有機會恢復國籍。
不過他們能勝訴的希望非常渺茫。日本最高法院在過去七十多年之間做出過的「法令違憲」判決僅有十例，跟國家打官司本來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