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外生活還剛開始的時候，因為還很年輕，同時要適應全新的環境和全新的生活，基本上也只能顧著自己。然而在後來，大致上都習慣了，或者更應該說麻木了，此時卻又出現了些其它讓我不能再不去面對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我奶奶身上出現的癡呆症。
癡呆一旦出現，它也只會惡化，快慢因人而異，總之不用指望情況會好轉。在過去的十多年時間，我媽曾有多次向我訴苦，而我每次有機會回家都會盡可能多去看望我奶奶幾次，結果發現她的症狀又有進一步發展。最終我父母只好送她進一家養老院，離家近，由專業人士負責護理也令人放心。她在那裡度過了最後的幾年，一直到今年年初離開。
我在三十四歲那年決定移民加拿大，當時的專注僅僅停留在移民兩個字；後來從香港搬去蒙特利爾的時候已經三十九，對更遠的將來依然沒有太多的想法。而現在，來到了加拿大快有五年了，再過兩個月就四十四了，經過的時間越長，積累的經驗越多，我只能想得越現實。
每當我說起老年生活，甚至人生的最後一幕的時候，總會有人說我想得太多或太早，當年還在中國讀書的時候也是那樣。其實我從來沒有刻意去想，但總有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浮現在腦海裡，老年生活和最後一幕也只是其中的兩件事。再說這些對我而言本來就不是應該避而不談的話題。
相關文章：《終活：一個人活在國外不能再忌諱的事》
直到最近我在一個日本網站上看到有關癡呆症的報導的時候，發現這件連我都以為暫時跟自己沒什麼關係的事情其實還是有必要多些考慮早些準備。
那則報導之所以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它說在部分國家「雙語人士的癡呆症」逐漸成為「社會問題」。會使用兩種語言聽起來是件好事，至少在癡呆開始出現以前，但它出現後情況可能不一樣了。報導介紹，因為有些人從此喪失了使用第二語言與別人進行溝通的能力，從而也給護理工作帶來了較大困難。
生活在加拿大的移民很多，雙語人士自然也多，我算是其中的一個。但每一個移民的背景各有不同，這裡不但包括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在我們考慮到癡呆症所帶來的困難的時候，另外還有婚姻狀況、家庭成員之間的共同語言（和它是否個人的母語）等因素都會帶來不同的結果。跟一位本地人結婚，共度了美好的幾十年婚姻生活，一患癡呆症，兩個人之間有可能語言都不通了。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奮鬥多年，一下子變得只會母語了，讓別人想幫都不知道該怎麼幫。
我忘不了每次去養老院看望我奶奶的時候她和我說得最多的兩句話，就是「想回家」和「好丟臉」。想回的是原先她在東京住的那個家，說丟臉是因為她什麼也不能靠自己完成了，幾乎每一件事都需要別人提供的幫助。
現在重新回憶起她面帶著悲傷向我傾訴的情景，我就會想，如果哪一天事情發生在了自己的身上，我最後的願望又會是什麼。都說患有癡呆症的老人表現得更像小孩，說起話來更直接，或許還有些一直被埋藏在心中我都忘了的只有等到了那天才說出來，但問題是在這裡要找到一個能聽懂我說話的人不一定那麼容易。
這裡（阿爾伯塔省）最普及的是英文，它是我的第三語言，說得本來就夠差的，到時候第一個要忘記的應該就是它。中文（普通話）是我的第二語言，用來平時跟別人溝通基本沒有問題，但它仍然是第二語言，誰知道我有癡呆了還會說。日文是我的母語，即第一語言，可是我在加拿大認識幾個日本人？曾在蒙特利爾認識了幾個，離開後一個也沒有，那我怎能指望自己人都呆了還找得到誰來和我溝通？現在有機會說中文，「冒充」一下華人，可是到時候我就會披露了真實身分，要做回少數民族。
身為一名移民，總會先從移民與非移民出發而看待事情，是我容易陷入的思維定勢。事實上我不應該將所有生活在加拿大的人輕易分成兩派，本來在各個移民之間不共同之處比共同之處還多，每一個人可以兼具多個身分，他是否移民也不過是其中的一項而已。
我很清楚自己是誰，但試著換個角度，要從社會看回我個人，那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想要別人把我認清楚，不如為了方便別人認自己而多做些準備，就跟交朋友的時候一樣，畢竟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的原因也會是別人瞭解我的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原因。所以我最近都有花點時間去瞭解在這裡患有癡呆症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有必要時該如何尋求協助，儘管目前當然還沒有必要去申請，也不知道今後會有哪些政策上的變化，但有點概念總不會是壞事，不管提前多少。
我想到另外一件可以趁早做到的準備，那就是先跟朋友們說一聲謝謝。在我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或在生活裡開始使用中文之後，因為認識了他們我的生活才變得多姿多彩。今天把話說出來，哪一天我真的不會再說中文了也不怕了。
